老理发店的三色灯，转着转着，就把街上的影子拧成了螺旋。我坐在褪色的皮椅上，看镜子里那根红白蓝条纹慢悠悠地爬过玻璃，忽然想起三十年前，父亲也是在这把椅子上，等一辆绿色的上海牌轿车来接他去县城开会。理发师剪子一合，车喇叭就在门外响了，那声音闷闷的，像隔着水缸敲钟。

那辆上海牌开起来有股子沉劲。父亲说，坐它过土坡，人要微微后仰，不然颠得后脑勺磕车顶。司机老周总在手套箱里藏一包飞马烟，停车等红灯时，他把烟盒在方向盘上磕三下，磕出一根来叼着，却不点。那时候的汽车是稀罕物，一条街上停一辆，孩子们就围着转圈，看反光镜里自己的脸被拉得又长又扁。我趴在车门边，能闻到铁皮晒热后混着机油的气味，那味道到现在还藏在鼻子的某个角落里。

后来老周退休了，上海牌也换了桑塔纳。新车启动快，座椅是布面的，夏天坐上去烫腿。父亲不再去县城开会了，他学会了骑摩托，把汽车钥匙挂在门后的钉子上，落了一层灰。倒是那些跑长途的司机，把汽车变成了移动的家。他们在驾驶座后面绑一根绳子，挂满毛巾和干粮，仪表盘上摆着妻儿的照片，照片边缘被太阳晒得发白。有个司机在方向盘上缠了红布条，说是避邪，其实那布条被汗浸透了，颜色洇进皮纹里，看着像胎记。

我学车是在二十岁出头，驾校的教练车是辆快散架的北京吉普。挂挡要用力推，推不进去就松一下离合再推，教练在旁边抽烟，烟灰弹在变速杆上，被我手忙脚乱地擦掉。那时候学车的人多，一辆车四个人轮流开，每人半天。轮不到的时候，我就蹲在树荫下看别人倒库，车轮碾过晒裂的泥地，扬起的土灰落在黄杨树叶上，厚厚一层。后来我拿到驾照，第一次独自开车上高架，手心全是汗，后视镜里看出去，后面的车像一串亮晶晶的甲虫。

如今我的车已经开了八年，里程表上的数字早过了六位数。每周三的傍晚，我会把车开到老理发店门口停下，等那位老师傅给我修鬓角。店还是那间店，三色灯换过电机，转得比以前快了些。我坐在椅子上，透过落地窗看自己的车，车身有几道细小的划痕，是去年在小区里被树枝刮的，一直没去补。车玻璃上贴着年检标志，边角卷了起来，像一片干透的树叶。老师傅剪完头发，用海绵在我脖子后面扫了扫，说，你那辆车，该洗洗了。

我走出去，拉开车门，坐进驾驶室。座椅的皮面已经磨得发亮，方向盘上也有了一圈深色的包浆。发动引擎，声音比年轻时沉稳了许多，怠速时几乎听不见。我挂挡，松手刹，车子缓缓滑出停车位。后视镜里，老理发店的三色灯还在转，红白蓝的螺旋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一个小点。我踩下油门，车汇入主路，前方红灯亮起，我停下来，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三下。那动作，跟当年老周在等红灯时磕烟盒的样子，一模一样。